第28部分

>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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