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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