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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