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争执日渐激烈,不少有识之士敦促政府请在野党领袖和政治家参与政府对参战问题的决策。后经内阁决议,决定请孙中山、唐绍仪二人入京。
唐绍仪对于参战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电政府,申明自己反对加入协约国的主张。稍后,他虽然知道段祺瑞已决意参战,征求意见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给段祺瑞复函,明确表示反对参战。
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
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唯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
面对“公民团”、“请愿团”的无理取闹,不但反战议员气愤转盛,而且原本赞成参战的议员也纷纷转而反对参战。唐绍仪得知此情后,立即与孙中山等人联名通电,严斥扰乱国会之暴徒,抗议段祺瑞的卑劣行径,要求北洋政府立即严惩扰乱国会的肇事者和伪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亿日元以扩充军队的秘密后,国内反段之舆论更加沸腾。5月30日,黎元洪发布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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