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时间点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实是中原王朝扫平西部、彻底统一中国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准部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弱的时期,兵无斗志。而清朝经过三代经营,国力强盛。此时兴师,十拿九稳。人生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更是如此。这一形势,今天看来十分清楚,可是当局者迷,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们,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清王朝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皇帝与大臣们意见针锋相对,除了对战争的观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双方知识储备、国家视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远。而朝中大臣们则对这些“蛮夷”素少关注,对乾隆的这一决定难以理解。满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赞成皇帝的决定。战争结束后皇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
领导人的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一筹的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因此,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动大清帝国这架机器走上战争轨道。
乾隆皇帝后来回忆说:“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御制诗五集》)做官僚集团的思想工作,动员、组织文武官员投入这场战争,让他几乎精疲力竭。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分析清准力量对比,再三论证出兵讨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说:“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空,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之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见诸王和满族大臣,对他们说:“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人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了。大清帝国勉强开上了战争轨道。
然而乾隆却物色不到一位堪当大任的主帅。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诚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平安无事数十年的满族将领们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成兖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称勇敢干练,可是对这场战争却都心怀退缩,“萎靡懦怯”,无奋勇争先之态。左右权衡,乾隆勉强选定了班第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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