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帅。
接下来是粮草问题。如果按照“兵出粮随”的用兵常理,这场战争根本没法打。因为平定准噶尔的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清王朝毫无准备。前线并无粮草,准备也已来不及。一是从内地运粮到西部,每石米价值不过3两银子,可是运费要高达20两。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运费,征购和运送时间上也万万来不及。
乾隆悍然决定,抛弃行军常规,“因粮于敌”。也就是说,每名士兵自背可吃两个月的口粮,其余口粮,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谕说得冠冕堂皇:“官兵前进,沿途可以打牲,宰杀疲乏牲畜。现在投诚的厄鲁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虽然不应夺取,但是暂时取用,将来再给补偿,也无不可。”
这实际上允许官员沿路抢掠。所谓将来补偿,只是无法兑现的空话而已。这一大胆的举动后来被证明埋下了严重后患,在当时却被乾隆认为是唯一的办法。
此谕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纷纷反对。陕甘总督刘统勋上奏说此举太过冒险,仍当先筹粮运饷,然后再进兵。乾隆批评他说:“刘统勋此奏……全不合此次机宜。”
定西将军永常也反对因粮于敌。乾隆皇帝说得口干舌燥,禁不住骂起人来:“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轻重,颠倒舛谬,至于此极!”
一顿痛骂,终于压住了所有反对者的声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北路和西路两路出师,共计五万人,加上负责运输的夫子共近八万人。每位士兵配备战马三匹,共计十五万匹。配备骆驼一万峰。乾隆以从准噶尔叛逃的重要将领阿睦尔撒纳为前锋,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准部连年内战,人心厌乱,清军一到,纷纷归降,“各部落闻风崩涌……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大军刚刚出动,就有札哈泌部一千三百户来降,称“我等为达瓦齐残虐,愿率属效力”。紧接着准噶尔颇有权势的大台吉也率部属投降。五月,两路大军会师于新疆博乐县(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进军。伊犁民众也纷纷迎降。“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镞之劳,敉边扫穴,实古所未有”。充分证明了这次出师时机选择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准部新首领达瓦齐无心抵抗,率一万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军穷追不舍,将其擒获,送往京师。平准战争初获胜利。
过于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着问题。清军攻克伊犁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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