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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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