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诸葛亮始终把魏延看作敌人,至少也是异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个老百姓,存偏见,顶多自己吃亏,但一个领导,以成见看人,形而上,唯心论,不但害人,还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再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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