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部分

们能够“暗度陈仓”虽说靠了熊文灿的损招儿，但出手将舆论焦点转移的人，还是杨嗣昌，所以这变革大功，仍然被记在了大杨的头上，这点让老熊很是无奈。好在这段时间里效率很高，小朱伙同郑三俊、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等几个分议大臣，已经起草了一连串的文告：

首先，一切皆利益。

不是黄得功成为讨论焦点，而是“后勤局正使”这个职位成为了舆论焦点。因为后勤局是兵部、户部、军界三方共管部门，且是一个油水极丰厚的关键岗。所以围绕这个职位，其实涉及了很多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才是焦点所在。这也正是熊文灿、杨嗣昌默契配合，引一群言官溜号的根本原因。

既然一切都源于利益的争夺，那么国家改革也就不能太蛮横了，卢象升的分田制被归在“推窗之论”的框架下了。再配合上熊文灿的税制、李定国的“各司其职”、杨嗣昌的“行政”。一个完整的治国纲领被彻底定型：

国家利益拥有其无上权威，在此权威之下，士、农、工、商皆要遵从并不得触犯。而武将不畏死、文官不贪财、士人师法天下、工匠乐业、农户安居、商人重义，使得所有这些国民皆可以住进推窗既望风景的房子，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里面巧妙的引入了黄宗羲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士”仍然具备统治地位，但不再拥有绝对支配权，农、工、商三业的地位被显着提高，与士人并列成为了大国民。同时也给各个阶层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虽然失之简单，但具体的要求，总要比虚无的口号来得强烈且直观。

其次，就是利益如何分配。

在中国，唯一的“分配”就是“官”的分配。其方式及手段，恰是制度公平与否的体现。但这里面先天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概念：不要把一切罪恶都归为制度！！！

把所有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甘心以罪恶立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文明，所宣扬和推崇的恰恰是仁者无敌。所以，中国的制度只有缺失，而绝无罪恶。

如果否认了这个命题，并且把中国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归为制度原因，那么一个惨烈的事实就会如此出现：一批又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就会习惯于先制造一个惊人罪恶，并把这个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然后再打着改革的旗号去制造更大的罪恶，由此循环往复，把人民推入地狱，把罪恶推向极端。那这国家还能有好吗？

古往今来，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虽然始终存在治乱交替的现象，但最起码，都拥有一段和平、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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