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甚至连做梦,都要符合潮流。否则会出乱子。
一边是有限的民主和自由,一方面是无限的统治与禁锢。两者都是信仰,两者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政治理由。但终归是要分出胜负的。
体制改革的抉择方式,历来不外乎三种手段:军事、经济、政治。
军事的副作用太大,都是一奶同胞,何必非要你死我活?更何况目前的军事实力对比上,双方各有千秋。毕竟火器技术仍处于换代阶段,当冷兵器的技战术水平达到时代的高峰时,足以同火器部队分庭抗礼。左良玉麾下六大总兵,金声桓的悍勇韬略,绝对是当今翘楚,再加上宋应星研发升级的“连发双马合抬弩”、丘慧荣强行自阎应元那里要来的“烟雾弹配方”,以及当年杨嗣昌为了困毙李自成,而大量修建的“铁线连环堡”,都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巅峰之作。而且这六大总兵同袍多年,互相之间的信任与默契,也是战争获胜的基本保障。
在军事手段的代价太过沉重的前提之下,就只能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分别入手了。先说政治方面:
“皇上,开启供奉丙榜,牵连广博,加之目前仅在北海做试手,究竟长效如何,还是言之过早,且目前战时,如若沿江六省的匠户们蜂拥而出,恐怕于民反倒不利。再则,刑部卢象升亦曾说过,如放任南人北逃,恐其间者甚。”
这段发言,是首辅贺逢圣的意见,这里面透露出几个信息:
首先丙榜的名字终于敲定了,全称叫做:供奉吏选科。
供奉这个词,最早起于唐代,那个“落花时节又逢君”所指的乐师李龟年,就是一名供奉。而汉语的词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供奉、员外、鸿儒,这些原本的官职名称,到了如今的大明崇祯朝,已经渐变成一种尊谓,包括太医在内的纯技术人员,被统称为供奉;有点家底却没有功名的人,被敬一声员外;而鸿儒这个词,则变化最大,既可以看作是饱学人士,也可以看作是不具备事权却拥有绝对影响力的政坛大佬,毕竟鸿儒社的成员,都是退休的内阁成员以及六部众卿。
那么覆盖了全才科举、分科取材、国家选吏、工商皆本等一系列重要新政理想的丙榜科举,其命名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只有切实的确定下丙榜的正式名称,这项新制才算正式实施。至于先期在北海行省,由李定国、堵胤锡来督办试行,反倒不算什么了。当年山陕新制的试点运营,孕育出关于新政的一切理论及新经济模式,使得国家政治正式向着“为民置产;竖立士、农、工、商四大平等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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