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x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x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n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c市,哪还有高得过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
“希伊斯给我留了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啊,希伊斯说得对,没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就彻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续)
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他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他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沉浮于仕途的大半辈子,予以否认了。从学术开始,以仕途结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现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来只有让时间回答了。
在随后几年中,两人完全沉浸在课题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国外三家相关刊物都作了隆重转载,无疑说明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炒。
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也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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