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每个清晨我们随着晨号醒来,收拾停当,然后去食堂吃饭,打开水。回到宿舍后两排就座在干净巨大的桌子旁默读外语。新生的生活简单有序。但这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我和李跃就有点受不了了,此后,我俩经常被众人蚊子般嗡嗡读外语的声音吵醒,不情愿的起床洗漱、吃饭。
大学学生从来没有固定教室固定座位,这门课在这个教学楼,那门课又在另一个教学楼,我们每日穿梭在校园的楼宇间,很多同学为了占到前面的座位,行色匆匆,我和李跃则悠闲漫步,对我俩来说,后面的座位才是最好的,老师看不到。
我们的第一门课是高等数学,老师是个浙江老头,操着一口浙江味的普通话。起初我和李跃还是像高中时一样认真的听讲,认真的做笔记。但无论我俩如何支着耳朵如何的聚精会神,最终只能听懂老师一大段讲解后的最后一句话,“嘚不嘚(对不对)?”为了不让耳朵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俩决定放弃,与其打着瞌睡早起、饿着肚子赶到教室听n个“嘚不嘚”,不如在宿舍里睡大觉,回头再自己看书。正是大一的高数老师让我们学会了不听讲、不上课。在初尝了不上课的极大好处后,这种作风急剧蔓延到了每一门课。后来几乎所有的课我和李跃都没有认真听,都是在到了考试的最后关头拼命的自修学习的。不用每天都上课使我俩顿觉轻松了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美中不足——有的老师会在上课前或是下课前点名。
由于点名直接关系到学期末的考试成绩,所以显得异常重要。不过点名也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大学老师分成三类:不点名的、不经常点名的和点名的。有一些自恃不凡的老师把点名看作是一件不屑的事情,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自己的课有没有吸引力,所以一学期自始至终都不点名;另一类老师颇爱点名,几乎每堂课都要点;最不受欢迎的老师就是随机点名,一学期点个几次但毫无规律,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就点。我和李跃细心观察了每一门的任课老师,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制定了一张点名作息表,挂在床头,我们按照老师点名的不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到教室时间,两个人轮流着点名。于是我们有了大段的自由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俩开始感觉到自由的生活真好,大学的学习太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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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寝室的七个人,南北方比例4比3。后来经过“残酷”的考试淘汰,一人被降级,一人被迫抱病休学,南北方比例成了3比2。7个人里我的岁数最大,所以他们包括李跃都叫我“方大”。由于我办事公正,后来在学校里又交了很多的狐朋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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