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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

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

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

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

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

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

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

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

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

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

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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