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xue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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