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cao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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