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住里屋,我在外面。那只簇新的牡丹花痰盂没来得及用,颜色鲜艳地放在墙角,摆设着。晚上在两间房子的门口放着尿盆,除了锅和尿盆,我们还没有共同的东西。
辛曼常常背着我哭,我发现她哭的时候像笑,笑的时候反而有点像哭,以后我才知道辛曼长着老年人所说的苦命相。她常常拿着结婚证发呆,这让我很反感,这张结婚证就她对我的背叛。我有点仇视她。
这一年我同我们的国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长大了。父亲一死“四人帮”就被揪了出来,紧接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陈景润等科学家研究起了一加一等于二。在我们这个小镇子上,最先感应科学的是史学工的父亲,他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史学工史学农改成了史高峰史攀登。其次就是蓝绸子的父亲,他动静很大地卷起铺盖离开了家,他要跟他的“李奶奶”离婚,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雄风勃发,要和工人阶级叫板了。
我很担心蓝绸子,其时她的弟弟蓝骄子进了少年劳教所,她的父母又要离婚,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是我和蓝绸子已经有一阵子不说话了。在我们这个镇子上,不知谁规定的,一长大了,男生和女生就不说话了。
有一天辛曼下班回来,给我带回来一本《汉语辞典》,两块砖头那么厚,五块钱。她义正辞严地对我说,高考恢复了,你要好好地给我考大学。刘老师走得太可惜了,要不他准能代毕业班。
我心想这不说了一句废话吗?我讨厌她提起我的父亲。
那时候我的心不在学习上,我热衷于偷鸡摸狗和偷看女人。辛曼经常往家里买食品店里磕破的鸡蛋,一块钱一盆,长疤的水果还有各种点心渣,用黢黑的马粪纸包着放在我的桌子上或书包里。可我对这些不稀罕。
我宁可猫在批发仓库的后墙下挨老鼠咬,宁可为了和史高峰争一块柿饼打破头,我也要自己亲自偷着吃,乐趣全在偷的过程中。我和史高峰打了架之后有时也有短暂的联合。这就应验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联合。冬天的晚上,把热炉灰放在铁锹上,伸进鸡窝里,鸡就站在了炉灰上。把铁锹慢慢地移出来,一只手抓鸡,一只手窝鸡脖子,鸡只咯咕一声就完了。把死鸡拎到野地里,口袋里揣上盐,用柴禾烤着吃。地上挖一个坑,烧上树枝,把土豆埋进去,味道赛过苏联人的土豆烧牛肉。食物能让人的心和心融洽起来,难怪后来人们勾通心灵的方式总是在饭桌上。只有这一刻我和史高峰像一对老朋友,推心置腹,你敬我让,无话不谈,君子十足。史高峰告诉我说,不打不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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