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经济机会只对于那些准备抓住机会的人有意义。类似整洁、准时、细心、可以信赖等文化价值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不是结果。其他更加重要的文化特征还包括雄心勃勃、重视教育、讲究实干以及督促子女成才等等。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拒绝承认文化是导致下层阶级贫穷和其他社会顽症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应为客观经济命运负责的是个人及其信念和观点。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贫穷的责任归咎于整个社会。既然社会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只要通过具有良好愿望的社会政策就能改变社会。

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持行动自由论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用经济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去解释贫穷。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穷人还会长期完全依赖福利或是违法犯罪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算术题。保守主义者也许会这么回答：因为福利或犯罪给穷人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他们能够从低薪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下层阶级的罪犯和靠福利为生的单身母亲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他们双方说理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没有抓住包含在所有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基本原理。我们在社会学、统计学中常常能够看到大家讨论贫困指标、非婚生率、收入分配、劳动市场、无家可归者的实际数字以及工作岗位和求职者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去研究了。

社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在没有解答这些基本问题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判断政策的方向和目标是否正确呢？

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找到：社会是个体最终转变成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媒介。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马修·阿诺德这样总结道：“文明就是人在社会中变成人。”

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人类最美好、最明显的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艺术与科学、道德与良知、自我觉醒甚至个性，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创造的。普遍的社会礼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兽性的东西是怎样转化成为社会制度的：从繁衍后代到举行婚礼、从死亡到葬礼、从进食到晚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人类比靠本能生活的野兽高级。

并非只有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转变。社会对于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变作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就是家庭。如果没有社会、家庭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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