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就是苦难

除了最早的欧洲移民之外，美国所有的种族都发现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件既困难又痛苦的事情。比爱尔兰人逃避的饥荒及政治迫害和犹太人逃避的大屠杀还要悲惨的是黑人所遭受的奴隶制度，这使得黑人在转变自身地位的问题上尤为不利。按照尼古拉斯·莱曼颇有争议的畅销书《允诺的土地》的说法，造成黑人问题的历史渊源不止一个：刻意让奴隶们忽视自立的奴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依赖性并导致形成芝加哥贫民区的下层阶级的祖先的佃农制度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残余影响，例如，日积月累的怨恨，认为人是被偶发事件捉弄的玩物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对企业精神的压制，关注来生得救而不是今生逐步改善的救世主义，拒绝一切白人规范、绝不妥协的黑人权利运动和因此在60年代所造成的新的种族隔离等等。尽管在六七十年代许多黑人在有利的文化遗产的帮助下离开了贫民区而成为了中产阶级，但是由于苦难历史的余毒和忽视主动性、没有毅力、不尊重教育等习性，黑人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无助于黑人发现和把握机会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本应坚定不移地确认传统主流价值，但是有钱人却拒绝向穷人和黑人肯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工作不分贵贱都是值得尊敬的。每当有人指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缺乏技能的人也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时候，有钱人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嗤之以鼻，有谁会去干那些挣不到多少钱的快餐店厨子之类的下贱工作呢？甚至于像精明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丁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罗哈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市援助协会主席，有时他也为自由主义刊物《纽约书评》撰写文章。民主党政府曾多次提名他担任财政部长。总之，他是有钱人的新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那些在压抑的环境下拼命地干着永无出头之日的粗活，而且还要养活三个孩子的夫妇都是没有出息的人。”

想想他这个评价。假设上面所说的夫妻中丈夫的工作是快餐店的厨子或者清洁工，而妻子的工作则是为汽车旅馆或者疗养院打扫房间，他们俩人的工资都是最低水平，但是加起来足以养活五口人。事实上在大城市里，快餐店的厨子的工资比最低工资要高一至两倍，而城市疗养院的清洁工的工资则大约比最低工资高50％。从物质角度来看，如果一家人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美元，那么他们的生活绝对不应是破衣烂衫而是丰衣足食。

但是，我们并不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评判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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