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办法并非不证自明,对任何相信公民自由拥护者说的帮助无家可归者那一套东西的人来说,这两种扭转问题的办法看起来像与痛苦者残忍作对。但由于公民自由拥护者对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看法如此错误——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最坏敌人,尽管实际上他们不是故意的——发现他们项目的其他部分同样错误并不令人惊讶,尽管他们的声明真诚善意,国会议员和电影明星躺在供宣传用的暖炉上,愿意为他们的观点背书。真诚和良好意愿,甚至得到广泛认可,并不能保证正确。
第一个基本的扭转办法是:从无家可归者中重新夺回公共场所,禁止在火车、汽车站、公园和地铁站乞讨、打地铺及向无家可归者分发食品。在已成为无家可归乞讨者地盘的大街上,执行许多城市明文规定却没有执行的规章:禁止“到处”去乞讨。这不是要求把无家可归者关进监狱,而仅仅是“移到别处”或在必要时,把拒绝的无家可归者关押一两天。
第二种扭转办法要求大幅削减公共收容系统。大的公共收容所成了向酗酒者和吸毒者提供补助的地方,吓跑了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疯子。甚至坚持首先建立收容所的拥护者现在也谴责收容所成了充满暴力的丛林,要求提供其他更安全的住宿,你知道事情已经错到不可救药了。
由于自我毁灭所造成的结果不应该受到保护,就像纳税人不可能不问问题、不附加条件就为你提供遮风挡雨的屋顶一样。在收容所就餐,在火车站不受打扰地乞讨以购买可卡因或果酒的零钱——通常几小时内你能获得至少免税的12美元,不次于最低工资标准——像一部分无家可归者那样生活。这种生活很龌龊,但它把那些人与他们行为造成的最直接恶果隔离开,解除了对此类行为的极为有效的威慑。
享有收容权促使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拿我在纽约凯瑟林大街家庭收容所遇见的27岁的洛威尔来说,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而不是感激之情来到了收容所。他先前是周薪350美元的“汉堡王”店的经理,与他一样住在收容所的妻子,在该连锁店的另一个店工作,周薪160美元。当姑妈将他从她的住处逐出时,他去了收容所。几周内,他因下班晚,好几次被锁在收容所外面,所以他辞了工作。
他告诉我他能轻易地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但这种想法随即冷却。“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你将在财政上被虐待,”他说,“无人付给我应值的薪水。”所以他把时间消磨在替收容所做字母标记,妄想成为著名书法家。可惜,他粉刷在每面墙上的字没有显示出任何天分。与此同时,他没有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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