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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20世纪,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基督教神学、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始于欧洲,最终在美国达到巅峰。学校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使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教师当然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60年代校园动乱以前30年左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文化道德相对论就已经风靡校园。这些思想体系对学校教育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历史课上越来越多地探讨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上着课上着课,就会有人惊叹:你看,马克思是对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宪法不再是人类自由的丰碑,而不过是制定宪法的那些有产阶级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产物。英国的内战标志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而法国大革命是中产阶级捍卫自身利益的结果。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到工人阶级是如何发觉和发展自己特有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上来。
60年代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这种历史观有所加强。如果国王和其他领袖们与常人一样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傀儡,那么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贡献,同说“因为公鸡打鸣,太阳才升起”也没什么两样。对这些人的研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他们背后的东西。如果哲学家和艺术家反映的只是他们时代的特征,如果说先进的思想并不能推进历史,那么与其像以前那样研究历史,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农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关系。不是说这种研究不重要,但这些真的就是问题的全部吗?
弗洛伊德学派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教授们写了大量著作描写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上的事物。举例来讲,哈姆雷特被说成是有强烈的恋母情结,而莎士比亚书中的爱情、罪恶、人物行为、伸张正义的困难、复杂的家庭关系等等,都被精神分析家们抛到脑后。
文化的毁灭贪婪与残暴
这些教授们可能忘了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吸引力之所在,即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是如何表现他们的个人意志以及道德选择的。在文学作品中,抽象的心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体现的,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样。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无时不在揣摩书中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通过对书中人物行为的判断,我们也在丰富我们自身的道德观和思维方式。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他根据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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