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化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在自己的思维深处把握库尔兹未能控制的自我克制。

70年代初，校园里关于道德相对性的讨论甚至影响到纽约警察局。我认识一位在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她为人恬静，思想中有自由派倾向。有一次她在邻近纽约哈林区的一个公寓中租到一套房间。除了一件事，一切都令人满意。在她窗户对面的哈林区的大街上，每天直到后半夜黑人的音乐声还是不断。她为此向当地警察局多次抱怨，但没有结果。当她后来打电话再一次责怪时，一位警察在电话那头耐心地说：“太太，这是他们的文化习惯。”人家都得按你的习惯来？你当你是谁！

按这种逻辑，对事物作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穷人有穷人的活法，法律和警察也不能干预。

这对学校里的教授是一个打击，因为科学需要有确切的答案，不能什么事都是相对的。与基因研究等相比，人文学的答案远不那么确定。有时教授们难免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他们教的东西算不上科学，只是个人意见而已。

60年代，随着学生、妇女和反战运动的开展，教授们的上述意识达到高潮。大学纷纷放弃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教学，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教科书单里，俨然与柏拉图和法国哲学家蒙田分庭抗礼。他们包括古德曼、布朗、马尔库塞、法农、福柯、波尔德温、马尔科姆。后来甚至达兰的抒情作品也被当成教材。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宣扬的是对穷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

西方传统被认为不仅仅失去了意义，而且压根就错了。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少数自私的有闲阶级达官贵族的思想。现在到了彻底清算这些东西的时候了。是的，如果人类进化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有什么用？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越南战争被认为是美国殖民主义的产物（就像康拉德笔下的比利时一样）。在美国国内，黑人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殖民行为。妇女是被压迫的少数，虽然她们从人数上讲并不少。水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根本视公正为无物。而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整个是一套阴谋。这一切与我们先辈所设想的正义社会格格不入。

60年代这类思想弥漫校园。随着当年的学生自己成为教师，这种思想持续了近二十年。米德尔伯雷大学的英语教授帕里尼说：“越战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反战的研究生回到校园。有一段时间，我们变得默默无闻。后来执掌了教鞭，大家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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