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他了,以为他是我的看守。事实上这个人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到这儿来也是应有关部门的邀请,目的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在装病,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应该说这位副院长是一个严谨而诚实的人,他证实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精神病人,并且非常负责地在有关文件上签下他的名字——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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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二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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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在来年春天,我妈就死了。她把什么都交待好了,给保姆陈玉娥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叫陈玉娥在她死了以后,把孩子送到他妈冯丽那儿去。她把冯丽的地址给了陈玉娥,对陈玉娥说,我信得过你,你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啊。
据说她在临死前老看自己的手,她躺在病床上,身上都汗溻了,还动不动把一只枯骨一样的手举到眼前,看看手掌又看看手背。两只手轮换着看,看完了一只又看另一只,看得很痴迷很投入很茫然。她看自己的手干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忙了一辈子,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
她并没有得什么病,医生怎么查也没查出可以置她于死地的绝症,比如肺癌或肝癌之类,至于其它的一些毛病,那都是像她那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有的,都是无关大碍的,不会要了她的命,可她硬是一天天地消瘦萎靡下去,最后衰竭而死。她死后不久,因为旧城改造,我们住过的那间潮湿阴暗的房子也被拆了,街道办的人把她搬家时留在那儿的一些遗物拿到了精神病院。几年后我出院时,岳中和副院长把我领到一个车库里,那些东西就堆在车库的一个角上,总共是三个箱子,一只樟木箱、一只杉木箱、一只皮箱和两个蛇皮袋。我在樟木箱里看见了她那三个兄弟以前写给她的那些信,那厚厚一沓反复谈房产分配的信被她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另一个牛皮纸袋里装的是她争取退休待遇的申述材料,她还留着这些信和材料干什么?我还看见了我小时候画在一沓试卷上的画,其中有许多是用蜡笔涂得金黄的苹果树。那时候我除了用小炭木头画画,还用蜡笔画,我妈常拿学生试卷回来当草纸用,我就用蜡笔把苹果树画在这些试卷的背面。
据说毛兰曾去看过我妈,薄薄的嘴唇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血色,她告诉我妈,她把孩子打掉了。她坐都没坐,只是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岳中和副院长跟我说这些时,见我的眉头越锁越紧,有点担心,问我想什么?我说:“毛兰是谁?”他说:“想不起来就算了,别让脑子太累了。”
我说:“不累,让我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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