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三，限期追赃，限时纳赃。追赃规定有期限，纳赃入府也有时日可限，以免节外生枝，避免征赃中的漏洞。这一规定适用于包括盗赃在内的所有赃罪。如唐律《断狱律》引《狱官令》称：“应征官物者，准直五十匹以上一百日，三十匹以上五十日，二十匹以上三十日，不满二十匹以下二十日，其失有欠负，应征违限不送者，并准今文依限送纳。违者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明律中有：“在京在外问过囚犯，但有还官赃物值银一十两以上，监追年久，及入官赃二十两以上，给主赃三十两以上，监追一年之上不能完纳者，果全无家产或变卖已尽。及产虽未尽，止系不堪。无人承实者，各勘实，具本犯情罪轻重，监追年月久近，赃数多寡，奏请定夺。”（参见《大明律·名例》）清代追赃更严，“刑部现审案内，凡行追赃、罚赃、变赃、赎银两，承追各官，俱各定限一年追完。如逾限不行追交，该部即行查参。将承追各官照例议处。”（参见《大清律·名例》）此外，清代在司法实践中，还将追赃结果与刑事责任联系起来，限期之内照数完赃则有减免。如有“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一年内完赃，徒流以下免罪、死罪减二等的规定。

对盗窃罪的处罚（3）

第四，征收倍赃。这是古代刑法对于盗窃犯在经济上给予处罚的一种方式。唐律规定：“盗者，倍备。”《疏议》解释为：“谓盗者以其贪财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唐律倍赃由官府征收，除自首和赦罪可免外，盗犯倍赔概无例外。对于盗窃罪的连续犯罪人，计赃虽采“并累而倍论”，与唐律数罪并发，从一重断相一致，但倍赃仍须“依例总征”。

以上所述四项原则，是中国古代刑法处理包括盗窃犯罪在内的赃罪的一般原则。计赃论罪，以赃物的多少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将行为的后果与刑事责任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过单纯以赃定罪，不考虑其他情节，也未免有失片面。首先对这一原则提出怀疑的是宋代的曾布。据《宋史·刑法志》称：“……先是曾布建言：盗情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曾布之后，对以赃定罪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有朱熹，以及近代学者如薛允升、杨洪烈等；他们也认为计赃论罪之规定“看去似公平而实不公平”（参见杨洪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曾布所言，直指计赃论罪的弊端。因为盗窃贫家与富家的危害后果不同，明火执杖地盗窃与徒手盗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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