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诗注。按说,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乾隆帝出生地出自其御注诗注,作为皇帝御制诗集,付梓刊印前御用文人反反复复校勘自不必说,皇帝本人必定也是高度重视、慎之又慎、反复把关,应当具有权威性。然而,认真考证,乾隆帝出生地的确是雍和宫,而非避暑山庄,遗诏有关说法确实错了。道光帝大光其火,九月初七日降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旋即各降四级,只留大学士虚衔;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仍留军机处行走,但没过多久他们也被逐出军机处。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道光帝命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个月后,进入道光元年,曹振镛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冷静看来,乾隆帝出生地被误事件被道光帝整个放大了。虽说遗诏中将祖父出生地搞错,确实不大严肃,有损皇家脸面,但也不至于闹得如此惊天动地,不至于撤换军机处全套人马。即便要认真追究,论错,首先错在嘉庆帝,他在如此权威的诗集中竟将父亲的出生地搞错了;其次道光帝本人也难辞其咎,他审阅遗诏没有把好关。曹振镛的功劳也被严重夸张了,他除了因此进入军机处、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外,还暴得连他自己都大出意外的奖赏,这一事件后仅半年,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他被晋为太子太傅、转授武英殿大学士,在官场金字塔攀登中品衔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武英殿大学士仅次于保和殿大学士和文华殿大学士,而且自乾隆朝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授过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曹振镛能攀升至武英殿大学士,堪称荣耀至极。道光帝借乾隆帝出生地之误大做文章,恩宠提拔曹振镛,严厉惩处四军机,使不少史家怀疑其背后还有另外深层原因。或许,托津等四军机前些年不知不觉得罪了皇子身份的宁;或许,皇子时期的宁早就激赏曹振镛。严惩四军机,重用曹振镛,出生地事件也许只是一个炮引子。
曹振镛不仅得宠令人吃惊,固宠亦令人吃惊。
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未见他有什么超乎寻常的作为,却见他在官场上一个劲地往上蹿,闪着七彩光环的巨大荣耀,接连不断落在他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万寿节,道光帝在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曹振镛在这班老臣中年龄最小,但也分享了与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荣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皇子包括未来皇帝的师傅头领。道光六年(1826年),他入值南书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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