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世之时的无奈之举,涉及粮饷问题,户部、兵部也好,布政司也好,当然不会统一供给,只能凭团练大臣各显神通去募捐。曾国藩曾说:“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湘军的月饷标准由曾国藩自定。当时绿营兵月饷与行粮加起来,折合白银四两多一点。曾国藩找一些勇丁调查之后,了解到他们一年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按照当兵之人收入应多于种田农夫三四倍的原则,他确定湘军正勇的月饷为四两二钱白银。这个标准,名义上正好低于绿营兵战时月饷和行粮之和,不会给人以练勇之饷高于正规军的口实。曾国藩很巧妙,看上去他定的发饷标准稍低于绿营兵,实际上高于绿营兵,因为当时国库空虚,加之层层克扣,绿营兵发饷往往不足应发总数的二三成。曾氏湘军为了维持局面,筹饷办法花样百出,共开辟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条途径。湘军从编练成军到后来发展壮大为十二万人,十二年间所耗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均自筹解决,没有让朝廷增添负担。但是,有一利必生一弊。军额自定、粮饷自筹,加上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导致湘军上下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兵为将有,不效忠朝廷而效忠上级,为后来军阀割据埋下祸根。
扶倾定危(8)
高冕
特点之四,对士兵的控制管理更加严密。湘军“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性、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其好处在于,士兵都是知根知底之人,他们对家室妻子有依恋之情,进入军营能够服从上级管理调遣,回家探亲时由知县、团总、户长进行督察,如果出现私逃,只要营官、将领禀告士兵所在省份,按照户籍查找,很快就能将他捉拿回来。绿营兵就不一样了,管理很不严密,有很多冒名吃饷之人,枪炮一响,脚底抹油,这些逃兵往往很难捉拿回来。湘军由于不是正规军,兵籍掌握在官将手中,听命于管辖他们的总督、巡抚,打起仗来需要用兵之时,即使调用一兵、一卒、一糈,朝廷都要仰仗于总督、巡抚。发展到晚清,出现总督、巡抚专政的局势。
曾国藩深知,严格的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对一支军队极为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因此,他非常重视劝导官兵严守军纪、爱护百姓。他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用白话诗体裁,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便于诵记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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