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又调动一笔款子,总共凑成三千银子,以每包九两二钱的价钱买进三百二十多包花衣。果然,不到二十天功夫,花价扶摇直上,每包由十一二两涨到十七八两,而后市还要看好。
于是吴老板心里在想:花行本钱有限,先抛后补,无非经纪生意。上海的花价一涨,产地当然水涨船高,每包总要十四五两,花行两手空空,收现货,交期货,每包要亏到五六两银子,损失太大,就非出花样不可了。
最方便也最习见的花样是掺水。每包净花六十多斤,掺上十来斤的水,立刻渗入花内,外表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一来,斤两凭空添了许多,成本便可减轻;但棉花就会变质,甚至发霉成为废物。
吴老板将心比心,自觉遇到这样窘迫难解的情形,恐亦不免出此下策。因而体谅花行,开诚布公地商量,“兜包”的期货自愿加价,可是交来的货物,必须地道。花行感念他诚意相待,都能信守约定;而吴老板虽然加了进货的成本,但照市价结算下来,仍旧赚了万把银子。茶叶庄的房子本来是租来的,此时跟房东商量,买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的基业。
“洪相公,”吴老板拿话题又拉回本行:“茶叶这行生意,也要靠‘洋庄’才会有大发展。今年二月里杭州克复,我定了一批茶叶,已经运到上海。本想等市价好了再卖,现在也说不得了,只好先杀价让给同行。另外,我拿房地的‘道契’抵押了五千银子,两下凑成一万三千。喏,都在这里!请你收了,转交万大爷。实在是我力量有限,帮不上大忙。”
听完他这长长的一篇叙述,洪钧的感想极多,心思极乱;除了为万士弘称谢以外,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等吴老板辞去,他慢慢将心思静下来,前前后后,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悔又恨,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张仲襄为万士弘设计的本意是,取得一张与吴老板合伙的契约,好作为一个倾家荡产之余,犹得苦守待时的退步。自己既未将话说清楚,在态度上又操之过急,仿佛唯恐人家不认账似地。因而逼得吴老板非如此不足以表明心迹!
这一万三千银子,对万士弘并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可是在吴老板这方面的影响之大,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批存货,本可待价而沽,由此开辟了“销洋庄”的路子,却以贱价抛售,形成双重损失;拿“道契”作押款,额外又添了债务。刚刚能够站稳的一桩事业,经此顿挫,说不定又沉了下去。
转念到此,洪钧异常不安,毫不考虑地赶到吴老板那里,重新谈判。
“我们都弄错了!”他说,“当然,主要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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