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也要值得同情、容易被人信任。尽管洛伊斯是当然的人选,他们却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心帕特去世后,洛伊斯的状况不断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洛伊斯谈到她和帕特共同作战的这十一年半时说,“有时,一点小小的胜利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斗争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但我们确实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情感。我们曾彼此鼓励,也曾让对方精疲力竭,但同时我们也是彼此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走了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我失去了一份特别的友谊,一位知己。我非常想念她。”
12月份,极度抑郁的洛伊斯只得依赖过量的药物,她每次都不能集中精力超过一两个小时,现在,她甚至也不能打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帕特死后,洛伊斯曾坐下来列了一份题为“我以前做的事情”的单子:每天洗澡、每天穿衣服、经常刷牙、每天做头发、每天戴耳环、保养指甲(从来都不咬指甲)、每天读两份报纸、看新闻、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和杂志、看时装杂志、散步、运动、洗头、烘焙、做饭、晚上出去吃饭、跳舞、洗衣、打扫卫生(如果需要,也清理吸尘器里的灰尘)、通风、玩字谜游戏、玩单人跳棋。
洛伊斯不再经常做这些事情了。她的作息开始变得非常不规律:她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开着电视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下午三四点钟再睡一觉;水池里堆满了用过的盘子;窗帘总是拉着,即使在白天,屋子里也一片漆黑;她很少出门,除非去IGA买一夸脱冰激凌,回到家后坐在那里一口气吃完;她几乎不开车;有时接连好几天不洗澡、不穿衣服。她的家人来看她时,都很为她的健康担心。
洛伊斯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集团一方的其他女矿工在孤立她,也更加怨恨她的律师们。在她看来,她的律师们已经抛弃了她而转向其他妇女,她的利益再也得不到“斯普伦格尔&兰”的保护了。举行听证会之前,洛伊斯非常难过地给海伦·鲁本斯坦打了电话,请她帮忙另寻律师。“由于麦克纳尔蒂允许的那些事情,我强烈地感觉到需要自己的律师。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对此做了什么反抗。我对海伦说我真的需要自己的律师。我好像正在为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海伦让我打电话给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与他们谈谈,但是他们手头的文件堆积如山,根本没时间和我说话。”
实际上,圣诞节过后几个星期,当博勒和沃尔斯基为听证会做准备时,洛伊斯坐下来给律所写了一封气愤且语无伦次的信,题目就叫“你们现在是不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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