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不利于他们的裁决伤心时,斯普伦格尔却会眼睛一亮,并且说:“麦克纳尔蒂能这样裁判真是太好了!正是因为它可恨,我们才有上诉的理由。”斯普伦格尔也开始意识到斯图默可能会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斯图默坚持上诉,麦克纳尔蒂也坚持。就像纵容斯图默的提问一样,他又做了一件蠢事。斯图默的反对有时会前后矛盾,有时甚至把法律念错,但即使这样,麦克纳尔蒂都会赞同她。”
沃尔斯基也试图提起每个人的兴致。他们常去法庭附近的一个希腊餐馆吃饭,晚餐时,生性爱开玩笑的沃尔斯基会开麦克纳尔蒂和斯图默的玩笑,逗大家开心。但斯普伦格尔清楚地知道,他团队的士气正在衰落。“当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而这样的审判还要进行六至八周时,确实非常难受,”斯普伦格尔回忆说,“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必须硬着头皮过日子。”
对律师来说,最黑暗的一天是第三个星期一。斯图默对一位原本就不情愿参加这个诉讼的妇女的交叉询问非常具有毁灭性,以致于后来律师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
这是一位五十四岁的妇女,她生命中的每一年都过得很艰难。1993年,在赢得对两个小孙子的监护权后,她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不管他们。现在,她正在努力争取正式收养这两个孩子,她很害怕诉讼中对她的过去的提问会削弱她收养他们的机会。她没把已经参加进集团诉讼的事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他们她为什么来德卢斯,她只是说她去明尼阿波利斯呆几天。
直接询问时,这位妇女说埃弗莱斯矿的性环境已经伤害了她,一位同事也曾用阴茎顶过她。她描述了直接针对她的一些骚扰事件,其中有一次,一个同事用刀划开了她的裤子。她说性骚扰使她焦虑、感到羞辱,这种压力也使她得了一些病症。在交叉询问中,斯图默将注意力从埃弗莱斯转移到她遥远的过去。
斯图默问:“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照顾两个弟弟的负担很重,是吗?”“是的。”“事实上,当你开始照看他们时,你才六岁,是吗?”“是的。”“一天晚上,你父母都出去了,而且也停电了,是吗?”“是的。”博勒反对说这组提问与本案无关,但被麦克纳尔蒂驳回了。斯图默继续提问。
“你很害怕,就带两个弟弟上楼,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支蜡烛,是吗?”“是的。”“不知怎么回事,床垫着火了,是吗?”“是的。”“妈妈回到家后发现了这一切,就拿棍子打了你,是吗?”“是的。”
随后,斯图默就策略性的让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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