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描述了在她六岁时,她叔叔是如何不停的猥亵她;她是如何看到叔叔和她妈妈做爱;她是如何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人,一次,他拿着一把手枪对准她五岁的儿子,还有一次,他把一把猎刀紧紧贴在她脖子上,直到她的脖子出血;一次,在她没注意时,她儿子是如何爬到炉子上并被深度烧伤;当她还儿子在医院里接受烧伤治疗时,她丈夫是如何用一把枪顶住她的头,威胁说要杀死她;当她试图离开丈夫时,她母亲是如何拒绝收留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她发现丈夫偷窃,向警察局告发他时,他是如何开枪打了自己的头。
斯图默就像是一台机器。她问这位妇女她大儿子是如何开始放火的——一次,他试图点着弟弟的床,当时,弟弟还是婴儿,正睡在这张床上。她问到了这位妇女的第二任丈夫——他对她的虐待比第一个丈夫还要厉害。她问:“他是不是曾把你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试图掐死你?”“他是否曾强迫你和其他人玩性游戏?”“他是否曾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他就打你吗?”斯图默问到这个丈夫是如何打她的孩子;猥亵她其中一个女儿;一次,为了不让他们两岁的女儿哭,他就用毯子把她裹住扔到一个梳妆台后面,当这位妇女发现这个小女孩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她还问到她是如何定期去矿山的精神健康诊所看病,而这些病与她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什么关系。
交叉询问整整持续了一天,斯图默强迫她回顾她生命中曾发生的非常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过去。当询问终于结束时,这位妇女的感觉就像是“在证人席上被强奸了一样。”
博勒的反对不停被驳回,她坐在那里,恐惧、厌恶且悲痛的看着这一切。她想,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痛苦?看着她的客户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地方被迫讲述那些痛苦的往事,而她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将降低她诉讼的价值,确实很折磨人。“这位妇女,连同其他许多妇女,在成长过程中都过得非常苦,她们的生命中尽是遭遇,然后又遭遇了矿上的事情,”她说,“而现在,又遭遇了这样的法官、这样的律师,他们根本不把她们的痛苦当回事。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痛苦地看着这一切继续。”被告方的逻辑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在埃弗莱斯遇到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她们去矿上工作之前,情感上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但博勒却认为,妇女们“苦难的生活使她们需要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更少。”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1)
1995年1月
交叉询问过程中,每个人都回答了关于她们的性生活、婚姻、妇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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