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们发现他们的房间紧挨着一台制冰机,他们刚要入睡,就被刚做出来的冰块的碰撞声惊醒。此外,汽车旅馆便宜的价格也使之成为去苏必利尔湖奇佩瓦族居住区附近的黑熊赌场野餐的人们的最佳选择。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巴士都会轰隆隆地开到这里的停车场,把赌博了一夜的游客带到这里。但等巴士开走之后,琼·博勒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第一个周末,斯普伦格尔一直呆在房间里起草他的开庭陈述,博勒和沃尔斯基则忙于会见将于第一个星期作证的证人。他们就像垒球运动员设计击球的顺序一样,谨慎地安排证人出庭作证的次序。他们的战略是:强有力的开始,强有力的结束。首席原告的遭遇不仅要有说服力,她还必须既能经得住交叉询问的压力;另外,也要值得同情、容易被人信任。尽管洛伊斯是当然的人选,他们却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心帕特去世后,洛伊斯的状况不断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洛伊斯谈到她和帕特共同作战的这十一年半时说,“有时,一点小小的胜利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斗争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但我们确实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情感。我们曾彼此鼓励,也曾让对方精疲力竭,但同时我们也是彼此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走了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我失去了一份特别的友谊,一位知己。我非常想念她。”
12月份,极度抑郁的洛伊斯只得依赖过量的药物,她每次都不能集中精力超过一两个小时,现在,她甚至也不能打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帕特死后,洛伊斯曾坐下来列了一份题为“我以前做的事情”的单子:每天洗澡、每天穿衣服、经常刷牙、每天做头发、每天戴耳环、保养指甲(从来都不咬指甲)、每天读两份报纸、看新闻、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和杂志、看时装杂志、散步、运动、洗头、烘焙、做饭、晚上出去吃饭、跳舞、洗衣、打扫卫生(如果需要,也清理吸尘器里的灰尘)、通风、玩字谜游戏、玩单人跳棋。
洛伊斯不再经常做这些事情了。她的作息开始变得非常不规律:她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开着电视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下午三四点钟再睡一觉;水池里堆满了用过的盘子;窗帘总是拉着,即使在白天,屋子里也一片漆黑;她很少出门,除非去IGA买一夸脱冰激凌,回到家后坐在那里一口气吃完;她几乎不开车;有时接连好几天不洗澡、不穿衣服。她的家人来看她时,都很为她的健康担心。
洛伊斯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集团一方的其他女矿工在孤立她,也更加怨恨她的律师们。在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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