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们的来回交锋好像把麦克纳尔蒂弄糊涂了。当斯普伦格尔请求法庭就此事做出裁判时,麦克纳尔蒂将眼睛翻向房顶,头慢慢地前后摇晃。“这很奇怪,他好像不知道该如何裁判,或许上帝会告诉他。“斯普伦格尔在看到这一奇怪的现象之后说,而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这一场景还会多次出现。“实际上,他不知道该如何裁判,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麦克纳尔蒂明显想尽快摆脱这种尴尬,他宣布他将听取凯尔法官的建议后再做裁判。
斯普伦格尔又接着说损害赔偿问题。每位妇女应得到多少赔偿?斯普伦格尔认为每位妇女应当得到的赔偿金额取决于埃弗莱斯矿恶意的工作环境对她的影响程度,但每个人都应得到一些救济。斯普伦格尔指出可以参照法院对其他性骚扰案件的赔偿额——在这些案件中,性骚扰程度并没有这样严重、延续时间也没有这样长,每位原告得到的损害赔偿额从十万美元到五十万美元不等。但在本案中,妇女们因为在矿上工作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她们应当得到最高的赔偿额。斯普伦格尔说:“我认为,每位原告得到的赔偿应分别为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或更多。”斯普伦格尔回到座位坐下之前向麦克纳尔蒂提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徒劳的请求:“我们只是希望您能给这些勇敢的妇女一个公平的结局。”接着,麦克纳尔蒂请斯图默做公开陈述,但斯图默婉言拒绝了。于是,麦克纳尔蒂让斯普伦格尔和博勒请出他们的第一位证人。万分紧张的雪莉·伯顿走上证人席并宣了誓,以前她没有对任何同事说她参加诉讼了,但现在,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在博勒的指引下,雪莉作证说1975年,她和朋友玛里琳·格雷纳听说埃弗莱斯矿在招聘女工,那时,她是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一家衬衫厂做兼职,只能赚到最低工资。她和玛里琳都向矿上递交了工作申请也都被聘用了。来到矿上工作后不久,男矿工们就开始称她们为“阴道”或“母猪”。他们给雪莉起的绰号是“黑实验室”,给格雷纳起的绰号是“爱尔兰狗”。这两位妇女都做传输带管理员,她们经常能在工作的地方看到有关她们的乱写乱画的东西,特别是狗性交的图画,图画下面还标着她们的绰号。一些男矿工还喜欢开“马亲嘴”的玩笑:某个男矿工问雪莉是否曾见过马亲嘴,然后在她逃跑之前抓她的胯部。和洛伊斯一样,雪莉也曾在她工作的地方看到过绞刑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时,雪莉的领班是路易·霍罗谢克。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她说自己在手淫,她害怕极了,马上挂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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