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

者那样敏感。按照性骚扰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女人们越坚强，就越难证明工作环境对她们造成了损害，也越难得到数额可观的赔偿。例如，丹尼斯·维斯尔嘴巴很厉害，她还曾经把一个曾经常骚扰她的同事的肋骨打断。“和维斯尔一样的人总共有三位，”沃尔斯基回忆说，“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把她描绘成易受伤害的女人是非常困难的。”

律师们最终决定让雪莉·伯顿最先作证。雪莉自1976年开始在矿上工作，她是直到凯尔作出判决、《梅萨比日报》上刊载了那则通知后才提起诉讼的，也只是在那时，博勒和其他律师才开始认识她。现在雪莉仍在矿上工作，由于害怕遭到同事的报复，她的起诉是非常不情愿地。在埃弗莱斯工作期间，她大都在大坑工作。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首席原告，因为她的经历尤其可怕，而且她也没有在抗议书上签字。

第一天听证会的一大早，德卢斯刮起了弥天盖地的大风雪，走完从旅馆到法庭不过一小段距离，博勒和雪莉身上早已被冰柱覆盖了。九点多一点时，高大魁梧、红鼻子的特别法官麦克纳尔蒂笨拙地走向法官席。斯普伦格尔通常都能从法庭的工作人员欢迎他的程度判断出法官是否受人欢迎，以前他对麦克纳尔蒂有一点了解，那天早晨，他注意到法庭职员和法警在欢迎这位老法官时似乎没什么热情。

麦克纳尔蒂示意斯普伦格尔开始进行开场陈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陪审团面前的开场陈述有些像演戏，其目的是尽量生动的讲述一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把陪审团吸引住，但在法官面前的开场陈述则更多带一些商业色彩。因此，斯普伦格尔的言语中并无太多修饰。他谈的第一点就是请麦克纳尔蒂裁判哪方有责任证明恶意的工作环境和情感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应该由女矿工们证明存在因果关系，还是应由公司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斯普伦格尔论证说，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既然女矿工们已经证明埃弗莱斯矿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她们所要做的只是证明和“理性的妇女”一样，她们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如果她们能证明，法律就认为恶意的工作环境是精神伤害的原因，剩下惟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损害的程度。

斯图默和戈尔茨坦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女矿工们不仅要证明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受到伤害，还要证明产生这种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环境，而不是其他。鉴于判定导致沮丧、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确切原因非常困难，让女矿工们证明她们有权利获得损害赔偿就已经非常艰难了，更不用说证明可以得到多少赔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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