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段故事，因此我特地以之作为材料，用来分析科举制度下的权力游戏。当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登科中举不过是传统文人进入政府官僚体系的第一步而已，在传统帝制中国的官僚组织中，我们也可以隐然看到“人情和面子”这套体制的运作。Sterba的论文《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暗盘管理》将有助于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官僚制度如何为“人情与面子”的权力游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

从清朝末年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是在寻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许多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曾经高举“思想革命”的大旗，将东西文化划为两截，将传统和现代视为互不相容的两个极端，一面从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一面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主张“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进茅厕坑”，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使得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深深体会到，必须重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于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社会科学的不同视角，探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各种不同社会组织中的展现方式。研究此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到“现代的”企业组织中，从事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中国式家族企业的现代化》一文中，我曾试图从“家族式企业组织”之理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并对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韦伯学说提出个人的几点看法。这篇论文曾很清楚地指出，符合个人自利动机的理性化企业制度，才是抑制“人情与面子”之机制运作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刻苦耐劳、努力工作以及人际和谐等儒家的传统优点发挥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许多华人社会学者及社会心理学者不断地投入此一主题之研究。《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一文回顾了此一阶段的重要研究，一方面提出一个概念架构，将华人社会中常见的企业组织形态作社会学的分类；一方面提出一个理论模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明华人企业组织文化的特色。

从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上各篇论文的研究取向和一般西方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所呈现出来的研究取向，有极大的不同。然而，当我们针对某种特定社会行为的范畴建构出适当的理论模式之后，我们也可以之为基础，用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实证方法，从事量化研究。《道德脸面与成就脸面：儒家社会中的依附性自尊》一文，回顾了我的学生所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旨在说明，如何用主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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