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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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还清通。学道道：“把他低低的进了学罢。”因取过笔来，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做个记认。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谒见那日，着实赞扬了一回。点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休学杂览”的话。鼓吹送了出去。

用“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架构来看，主持入学考试的周学道和童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工具性关系。周学道掌握有录取学生与否的大权，是典型的资源支配者，童生能否通过入学考试，完全操在学道手上，所以必须扮演请托者的角色，对学道必恭必敬，不敢造次。依照笔者的理论，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双方，其交易法则是公平法则，周学道到广州上任之初，确实也拿定主意：“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的“公平”标准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明朝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朝以时文取士，各级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作“时文”。时文又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在格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考生不得逾越。所谓八股文，系就其格式而言，一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应考者必须依样画葫芦，不得违格。所谓四书文，系就其内容而言，不仅考题取自四书，应考者作文的内容以至于所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永乐年中，又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用以为范式。作文者须“依经按传”，代古人立言，不得自创新意。在层层束缚之下，所谓时文，变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明清两代举人所作的时文，多得不可数计，但这种文章“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八股科举废除之后，便“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商衍銮，1958：227），鲜有流传于后世的价值。

这种僵硬的考试方式，主考官在评分时，自然是好恶随心，难得有一定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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