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後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馀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後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刘少奇、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後，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麻将

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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