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