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湖绉锦袍，“髪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髪”，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後，“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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