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後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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