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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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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