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报纸道德标准，而英国新闻评议会的裁定认为：对记者使用欺诈采访感到遗憾，但用一些诡计进行调查式新闻采访是合法的，这种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为公共利益的目的服务，在该案例中，本会不认为记者的作为太过分。

有学者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新闻采访方式改变观念的起点。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普利策奖拒绝颁给隐性采访报道之后，一些重要事件——如黛安娜王妃之死——更加速了业界对于隐性采访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大部分报纸编辑都对欺骗和谎报家们持轻蔑的态度。但是，隐藏的摄像机和虚构的身份却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基本手段。”

二　　我国的隐性采访历史

前文中提到，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无极阿胶打假开创了新中国隐性采访先河。在解放前的更早一段中国新闻史册上，隐性采访也有一些早期经典记录，其中大多是名记者所为。

我国1923年出版的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著）当中，就已经提到了“隐显”问题。书中写道：“个人朋友资格之隐显”，“又外交记者显示其资格与否，当视情形不同而临机决定。有若干人不喜欢言者披露于报纸，亦有若干人唯恐报纸不采其所言，苟误用则两失之矣。故探索新闻，问及附近之知其事者，有时直告以我乃某报社社员，有时又只能作为私人询问，而勿令知我为新闻记者。凡此亦临机应变之一端，求达探索新闻之目的而已。”其中“资格”即记者之身份，“隐显”则指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邵氏认为，这两种采访方式的取舍，是以顺利采集获取新闻为标准的。

在新闻实践方面，1922年6月22日，法国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所谓“金佛郎”案，要求庚子赔款部分改用金元计算，中国因此需多支付八千万元。北洋政府内阁开会讨论此案，严禁记者列席旁听。邵飘萍不甘心，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他即尾随而入，门卫以为他是公使随从未加阻拦。第三天，内阁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便见诸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邵氏有许多类似的采访案例，如雇用侍从窃听获取新闻等。

1936年秋，著名记者范长江于奉《大公报》社之命，化装成一名公司职员只身深入内蒙额济纳旗，刺探日军入侵内蒙的动向。范长江的行动受到很多密探的监视和跟踪，他克服重重困难，访问了当地的国王、官员、汉商，调查了额济纳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民俗状况，最终写成长篇通讯《忆内蒙》，发表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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