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大。由于这种监督的权力背景，加上媒介反映迅速的职业特征，媒介的公开性，对被批评者造成的精神压力很大，迫使其必须面对舆论做出回答。”

以上分析，提示了我国媒体运用暗访与偷拍进行采访的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隐性采访的本质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延伸，而不单纯是普通意义上的采访权利。

作为一种行政权力的延伸，隐性采访运用在新闻采访中的社会背景是：中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目前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框架没有搭建出来，社会出现严重的信用缺失，个人失信、企业失信、社会信用严重弱化，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比如，消费者在购买生产者产品时，企业在相互进行交易时，缺乏对方信用记录和信用调查、评估、监督机制，包括惩戒成本，行政及至刑事处罚在内的造假成本远低于风险之下产生的利润，所以在广大城镇、农村出现大量的失信现象，尤其“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农村产生了以村、镇为单位的广泛造假现象。在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下，记者暗访的外化表现形式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实际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者的职能，通过明察暗访形式，获取广大消费者无法获知的造假者的信息，同时揭露当地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促使政府管理机制的改革。有趣的是，大量的隐性采访题材集中地突显了社会转型期具有普遍性的矛盾与问题，新闻媒体介入各类矛盾与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无论是否能够促使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一面多棱镜，从各个层面反映当代社会的形形色色。

另一个层面，媒体的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方面转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些媒体和个别记者为“眼球经济”而不择手段。不过，虽然隐性采访与暗访手段被用之于非舆论监督场合，甚至堕落成记者牟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但瑕不掩瑜，客观地说，暗访在特殊历史时期有着它存在的必然性。

从发展趋势上看，媒体管理体制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纷纷组成，经营性项目企业化经营，部分媒体通过其下属企业或投资控股，或借壳上市。

真正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媒体政策出现在2003年。2003年5月29日，新闻出版署、中宣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发布《关于报刊出版单位暂停征订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除科技期刊外，其他报纸、期刊的出版单位自即日起到2003年9月底，暂停2004年度所有报刊征订。这是多年来中国报刊征订活动首次全面延迟。据了解，此次推迟的背景是中央有关领导在年初听取了关于报纸摊派的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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