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西方国家。正如前文所述,隐性采访的最直接目的是采访到真实的新闻信息,这和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并无矛盾。但隐性采访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对被访者隐瞒采访的身份、意图或工具,显然,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方式可能构成对社会和他人(被访人)的损害,包括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同时有违新闻职业诚信原则,对社会已建立的秩序造成破坏。
对于现实中的人能否欺骗、何时可以欺骗的问题,人们所持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其实,欺骗的害人害己的恶的大小是与其善意成反比而与其恶意成正比的,正如阿奎那所说:“如果一个人通过说谎来达到损人的目的,那么谎言的罪孽就加重了,这就是恶意的谎言。如果说谎是出自善意──不管是开什么玩笑──谎言的罪孽就减轻了……越是趋于善意,罪孽的严重性就越是减轻。” 同理,诚实的利他利己的善的大小是与其善意成正比,与其恶意成反比的。因而,人们创造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等善恶原则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行为依据,尤其是诚实之善和其他更大的善发生冲突难以两全的时候,这种权衡便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这也是隐性采访在一定条件和范围被使用的原因和条件。
第二部分第8节 在隐性采访中反思媒体职业自律(1)
一、隐性采访的道德失范现象及思考
时下,社会上流行着“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被采访对象常常对记者充满警惕情绪,怀疑记者身上是不是什么地方安装了偷拍偷录的设备。特别是企业或机构,现在已暗中形成默契,凡是对报道意图摸不准的,一概拒绝接受采访。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隐性采访越多,拒绝采访的越多;拒绝采访的越多,越得使用隐性采访才能获得新闻。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总结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中碰到的困难有“四难”:一是采访难,记者常吃“闭门羹”,有的地方甚至限制记者人身自由;二是取材难,记者在采访中得不到有力支持,使舆论监督缺少足够材料;三是支持难,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等思想作怪,不少单位的负责人和上级主管部门对于属下、所辖区域被揭短,采取不合作态度;四是解决问题难,被曝光者态度极好,却不见改正,拖而不决,舆论监督没有结果。
图12:偷拍违纪者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变故所带来的利益和地位重组外,更多要在记者们自身寻找原因了。物欲横流,一些记者为了拉广告而对企业进行地毯式轰炸,掘地三尺式的骚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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