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企业不胜其烦；无序竞争，一些记者为了得到独家新闻，或死缠烂打，或“坑蒙拐骗”（包括某些隐性采访），或造谣生事（假新闻），自炒自卖的采访报道让被访者不堪其扰；记者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拿钱消灾、立场全无、信誉尽失的有偿新闻让读者难言信任；记者遭打更是屡屡发生

目前，新闻业内对于隐性采访的实践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先看几个例子：

例一：2001年，南京《周末·今苹果》记者在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历经３０天对南京近１００家派出所进行了国内比较大的一次“正面”隐性采访，动机是想促进警方的“行风评议”活动。并认为，“暗访”已成为新闻监督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可以维护公众利益，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例二：1994年某市公开向社会招聘10余名副局级干部。为了证实招聘过程是公正的，记者假扮普通应聘者，参与这一干部制度改革的全过程，并一一过关，直到市委组织部门前来报社商调时，才得知这是一次隐性采访活动。

例三：1996年8月下旬，某晚报刊登一篇题为《本报记者街头报警》的新闻。为了检验某市“110”的工作效率和可信度，该报记者冒充被抢劫，谎报险情。此报道引起较大争议。首先，记者这种行为本身不管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特许”都不合适。有关部门的“特许”本身亦没有法律依据。再者，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人物是虚假的，环境是虚拟的，情节是虚构的，因此就失去了可信性。第三，报假警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对于此类采访，肯定和赞扬的声音还是不少的：“隐性采访的选题的范围还要扩大，视野不能仅放在一些社会阴暗面上，也应该在人民内部的工作作风、职能转换、程序衔接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有所揭露。“隐性采访有利于记者转变采访作风”　，“有的正面题材也不妨运用隐性采访”　，“对正面形象、正面典型，在某些问题上采取隐性采访的方法，是对隐性采访的一个发展”　。

但是，有专家认为：“记者在揭露腐败时遇到的困难和采访的苦衷，是值得同情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偷拍偷录随处可见，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情通过努力，完全可以通过艰苦的公开采访得到材料，但是记者们为了迎合公众对于真相神秘感的探究，简单地采用了没有法律保障的偷拍偷录的方法。这不是采访深入的表现，而是一种变相的偷懒做法。”　我们不能说记者在这些采访中没有下功夫，但取得相关的材料也可以通过大量的已发生事实的采访来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