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存在闷罐中的暗箱操作也就清清楚楚，既有利于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也满足了公民知情权的要求。而且有利于国家长期法治风尚的建立。

从媒体角色定位分析，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中国媒体与西方国家的媒体不同，先天就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是旗帜、是喉舌，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必须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方针，从而也导致批评监督的相对不足。但另一方面，传媒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具有一定解决纠纷的能力，起码是影响纠纷以何种方式解决的能力。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往往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有了最终审判结果基调。我们在一些刑事犯罪的判决书中，经常可以找到“民愤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等用语，这些多体现于公众媒体的多方位报道，多角度讨论上。2003年年初震动全国的孙志刚案，网络作为新生的第四媒体也彰显其强大力量，成为促使国家收容法规更改的策动力之一。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从表现上看是传媒借助政府权力或个人权威（尤其是领导者个人权威）发生了身份上的异化，获得了法官身份；而实质上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践踏。应当理智的看到，司法与传媒的这种不甚合理的制约监督关系，只能视为制度改革中一个过渡环节。真正健康的司法传媒关系还在前方并未达到，要走上这个台阶，必须有进一步完善的整合重构。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并不说明我国传媒不应当介入司法。事实上，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结合媒体监督在特定历史时期应当具备的特殊功能，我们在给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定位时，也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实际的立场…司法领域应允许传媒的适当介入。

司法与传媒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借力道德来评判事非，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一个法治的国家，应当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一个发达、健全的国家体制，应当是良好的司法体系运作与传媒舆论监督的双效整合，应当达到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不是案子交给法官，判得了就判，判不了就交给媒体曝光。这反映的是相当程度上我们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当今时代是一个传媒愈来愈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司法对社会的监控治理愈来愈强有力的时代。无论在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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