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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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大众对媒介角色的误读。

这是“嘉禾事件”折射最突出的。无论是对　“事先报告”还是对“记者有无良心”的争论，都必须廓清“媒介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一问题。在西方，媒介是独立等级。而在中国，媒介往往被认为是一个行政权力的延伸，人们对媒介仅仅是“反映问题”并不解渴，总希望直接“解决问题”或者通过“反映问题”必然达到“解决问题”，中央电视台门口为《焦点访谈》排起的长队就是明证。因此在嘉禾事件中，许多人责问“记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因为他们认定，只要记者报告，高考舞弊就会避免，这种想法是否天真姑且不论，其实这本身就不是媒介的应尽之责。

其次，有人又对记者在高考舞弊过程中“隔岸观火”表示不满，这一观点涉及到心理与道德问题上可以讨论，但从根本上说，记者的职责只在于报道事实。

第三，当舞弊案昭告天下，许多考生因此“无端受罚”，以及为记者提供拍摄场所的洗头店老板娘受人责骂后，不少人又认为“都是记者惹的祸”，其实，媒介只负责报道事实，至于事件的处理是有关权力部门的事，公正也好，偏颇也好，都不能把帐算在新闻媒介的头上，当然媒体对公众的不同意见应该反映（《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已经这样做了，如对于撤消考点带来不便的报道），至于当地某些人把“家丑外扬”迁怒于有关当事人，不但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如果付诸行动，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道德良心与职业行为的冲突。

记者这一职业有时候是很残酷的，残酷到甚至剥夺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宣泄和行为选择，特别在中国，更容易遭致社会的压力。“嘉禾事件”中，对记者漠视几百考生“无端”受罚，许多人颇有异议，他们认为记者尽管有可能警醒更多的人，但就事论事，还是不应该看着考生“滑入深渊”。这就涉及到职业道德的约束力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角色对个体的约束力画成一个个同心圆的话，那么最里面的那个应该是人的生物本能，然后是性别、家庭角色、社会角色，最外面的可能是职业角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外圈的角色都对内圈的角色有着制约作用。记者的职业角色限制了他的一些作为普通人的行为冲动。不管记者多么激动（如在体育比赛中看到本国选手夺取金牌）或多么愤慨（如受到民族歧视），你都有责任把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受众，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宣泄“图一时之快”而漠视了你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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