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楼梯下的暗房里,如果不是叫出来问话,则不知道天亮还是天黑。大约听过了附近人家的三夜鸡啼,他知道已过了三天。三天犹如三年。城里的生意在他回家办丧事前已交带了妻兄,谅无大碍;他心里牵挂着家里的老母和妻小,不知他们这些天担惊受怕是怎样过去的;民兵每天只给他一点吃的和喝的,他又渴又饿,喉咙干涩得发烧,但最难受的却是蚊虫叮咬。这些蚊虫不管白天黑夜都狠命的叮咬他,咬得他浑身肿烂,坐立不安。他头昏昏的觉得自己快支持不住了,模糊地祈求着天主保佑。不过,他清醒地知道,私藏武器这一件事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这一天吃饭后,有一个圆脸平头、说话象女人腔的人叫他走出禁闭室来对他说道:
“周老板,你私藏武器是人证物证俱在,必须好好交代。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给你两种选择:一是写好坦白交代书,把还有武器放在什么地方写出来;一是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你就写好遗书吧!”说完,从他鼻子里发出“吼、吼”的两声,他放下纸笔就昂着头走了。
他能写什么呢?他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是要他死,这个人说的所谓“两种选择”都是死,是谋财害命!想到死,他心里一阵慌乱,突然感到可怕起来。他有那么多资产,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有高堂慈母、娇妻爱子,他死了之后怎么办?这一切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这难道是天意么?这些天来,常听到有钱人的性命朝不保夕的一些消息,有的今天还活生生的,明天就死了。难道今天就轮到自己了吗?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啊!他想,也许是父亲在天上召他去了。他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流着眼泪轻声地祷告着,然后,颤抖着双手,写下了遗书。
那天的晚饭多了一点,还有点肉。他吃了一点,便坐在潮湿的泥地上一边想着这几十年来短暂的一生,一边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他今年才三十岁,二十岁起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了。父亲在南洋过了大半生,抗战前曾在香港开织布业,香港沦陷后回家乡来办织布厂。家乡地处山区,日本鬼子打不到来。抗战时候有很多内地的人都逃难,举家往偏安的地方迁居,县城便迅速发展,生意也跟着兴旺发达起来。徐昌城一时竟有小南京之称。至解放前,父亲开办的信义布厂占了县城河背一条街,有二百多台机器,漂染和织布及管经营的就有三百多工人。从抗战胜利开始,布厂的生意已基本由他管理。他设计备料的“徐昌士林”是信义布厂的名牌,远销南洋海外。两年前,父亲又着手开了个金铺,生意一度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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