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渠道;如果我连真实都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那这本书就毫无意义了。
我并不缺少记录真实的决心,只是担心自己行文的习惯。在我看来,书写有两种方式:文言文和白话文。所谓“文言”,就是写文章用的语言,所谓“白话”,就是平时说话用的语言。与“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类似,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文章: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写的,和用口头语言写的。这就是新的文言文和新的白话文。我们从小学习写作时,就是使用的新文言文,在报纸杂志上、甚至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也是这新文言文。
我对文言文本身并没有意见,相反,我热爱司马迁。在我看来,书写和口语本来就应该是不同的,书面语言应该比口语精练优美、张弛有节,对于汉语这门特殊的语言来说,最好还能富有形象上的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诗。无论诗如何地脱离口语,我们都只能把她供奉在语言神殿的中央。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使用文言文无疑会给人一种“不说人话”的感觉。新文言文在初生时也曾朝气蓬勃,但它随后承载了太多其他东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迅速僵化成新的八股文。这使它更加面目可憎。
文言文通行于公共场合,白话文繁衍于私人空间,这本书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政治题材,本应使用新文言文来写。但新文言文是一种斩钉截铁的文体,它的口气毋庸置疑,它的立场褒贬分明,这使我无法客观地叙述。新文言文又是一种基本僵化了的语言,我在这本书里要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希望能够在书中和读者对坐着聊天,而不是让读者在心里暗骂我装腔作势。
幸好,在我们周围,除了无处不在的新文言文外,我总还能找到其他语言来源。首先是我的家乡话,这是一样已经存在发展了几千年的语言,虽然不可避免地已经加入了许多新词汇,但那基本上是些“专有词”,语言本身的质地并没有遭到污染。其次是古典小说,尤其是《水浒传》那无与伦比的白描,使我从此不习惯感情过于强烈的文字。然后是港台小说,主要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让我看到了书面语言的其他可能。
从1995年开始,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网络语言。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束缚、完全口语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话语霸权”被打破,能够发表的不再只有文言文,无数和我一样的人在互联网上撒开了脚丫狂奔。正是在网络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也第一次听说了“语言狂欢”这个词。我必须感谢这些语言来源,让我可以使用彻底的白话文来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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