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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