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工业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竞相拉我们这些前红卫兵加入他们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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