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我最关心的却是下一届大学毕业生何时分配。我想那时方丽华可能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平街头终日游荡,每个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看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走进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这些信寄去后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个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查无此人”。
于是办公室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点。几乎每个晚间我都在这里度过,久而久之,竟有了“工作狂”的名声。人生不是享乐,而是十分沉重的工作——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八年,33岁的时候,我和姚娟结婚了。
对于我的婚姻,我所有的朋友都很满意。姚娟比我小几岁,在五金公司上班,秀气,勤快,能干,节俭,细心,沉静,酷爱整洁,一丝不苟……几乎具有作为妻子的所有优点。婚礼那天杨永远说舒雁怎么啥好事都让你小子摊上了。我的家庭被多数同事认为和谐,因为他们很少听到我们吵架。姚娟的确不爱吵架,她喜欢赌气不说话。赌气的原因无穷无尽,归根结底是对我的失望。她说,卓娅芳告诉我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呢?后来才弄清楚,她有个同事的丈夫,工程师,上海人,戴眼镜,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将老婆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买的东西总是价廉物美,最可贵的是习惯极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看小说只看报纸并且只在上班时间看,加之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从不发火——姚娟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的。
我处处不及该形象之万一,姚娟便三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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